新视野丨知行合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

2022年10月9日，北京，观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马克思、恩格斯的雕塑。（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）

　　认识与实践的关系，是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。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，即所有理论都需要实践的检验，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“知行合一”互融共通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，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内核，又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。

　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具有怎样的共通性？由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撰著的《马克思与孔夫子》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）一书，从哲学观念、文化原型、精神气质等层面，多维度揭示了“实践”在古今中外思想领域的重要地位，帮助读者更深层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。

　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“知行合一”

　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“践履”和“躬行”。这一点，在古人的著述中比比皆是。

　　本书以“仁”的思想举例。孔子从未对“仁”这个核心概念下过确切的定义，在《论语》中也难以找到关于“仁”的定义性的表述，但可以在实践的特定语境中体认“仁”的含义。《中庸》和《孔子家语》都有“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”，这就说明，“仁”是实践性的，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现“仁”的含义。

　　作为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，“仁”反映了“践履”这一实践品格构成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格外看重“践履”。孔子说，看一个人要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，更看重并信任“行”。在《论语》第一篇中有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。在孔子看来，学是侧重理论知识的，习是侧重实践运用，是落脚点。因此梁漱溟认为，孔子的“所谓学问就是他的生活。他一生用力之所在，不在旁处，只在他生活上”。

　　关于知与行的关系，本书认为，儒家是强调行的优先性的。这一点，在宋明儒学中表现得很清楚。朱熹提出“知、行常相须”“论轻重，当以力行为重”。王阳明认为：“人须在事上磨，方立得住。”王廷相甚至提出“实践”一词：“近世学者之弊有二：一则徒为泛然讲说，一则务为虚静以守其心，皆不于实践处用功，人事上体验。”宋明儒学问，讲本体必讲工夫，而工夫就是所谓的“实践”。后世关于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研究，最终体现在儒家“知行合一”的目标中，衍生为后人的经世致用取向。

　　“实践”如此重要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采取的是“体认”的姿态。宋代诗人陆游诗云：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“躬行”就是“体认”的方式。“躬行”的方式，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注重“现世”的唯物主义思想。比如，孔子提出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，本书认为，儒家看重的是当下的生活，要解决现实问题、造福百姓，必须加强“践履”功夫。近代魏源在其著作《默觚》中说：“及之而后知，履之而后艰，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？”魏源的见解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，他对于当时的水利、漕运、海运、票盐改革等都有深入研究，参与制订改革方案，还编纂有《皇朝经世文编》120卷，其重视实践的观点对于后世学风的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。本书认为，以魏源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主张，是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桥梁。

　　马克思不是“说”哲学，而是“做”哲学

　　众所周知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，也是它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最根本标志。本书提出，在西方哲学中，理论与实践往往被撅为两截，而这也是马克思的焦虑所在。马克思一生都在试图扭转这一局面，致力于反对那种理论关系优先于实践关系的知识论态度，因此他宣布：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。”这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，即格外重视实践。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真正力量，归根结底在于“实践能力的明证”，而不在于理论本身。

　　在马克思著作里，很难找到那种以哲学为对象的“谈论”，有的只是关于哲学式的实践的主张。本书认为，马克思不是“说”哲学，而是“做”哲学。他把自己的哲学叫做“实践的唯物主义”。马克思不主张把自己的学说“学问化”，在他的论著中，人们几乎找不到定义性的文字，其哲学是在实际的运思中体现出来的。这一点，与孔子著作中关于“仁”的观点何其相似。

　　必须承认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精神气质上的融会贯通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宋人张载提出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一使命的追求者和兑现者。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，正是“为天地立心”；马克思学说的担当意识，正是“为生民立命”；马克思学说作为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批判地继承的集大成者，正是“为往圣继绝学”；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，正是“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
　　可以说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实践问题上的一致性，为现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。在《整顿党的作风》中，毛泽东指出：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，要能够精通它、应用它，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。”正如本书所言：“毛泽东对于实践的强调，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体现，同时也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；既是认识论的立场，更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原初基础的奠定。”

　　中国共产党信奉“活的马克思主义”

　　儒家重视“躬行”和“征验”的特点，使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没有遇到文化心理阻碍。令人深思的是，早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，马克思主义学说就已传入中国，为什么却说十月革命“一声炮响”，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呢？

　　本书认为，十月革命取得成功，达成了马克思所说的“实践能力的明证”，也正是其“理论的彻底性”的最有说服力的表征。这无疑是中国人信赖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契机，须知“中国文化特别看重实践及其实际效果”。这也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话：“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，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。”

　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，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被接受、理解和运用的。中国共产党信奉的是“活的马克思主义”，即同中国国情、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、有生命的马克思主义。因为采取“民族形式”，有“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”，所以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；因为从学理层面融入中国文化，所以能变成中国人的精神武器，并能通过实践转化为物质力量。正如作者所言：“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本土化，马克思主义也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。二者成功‘互化’，相互成就，是文明互鉴的双赢。”

　　通过历史的选择、实践的选择，马克思主义最终被中国文化所接纳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，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了对传统文化“去粗取精”的标准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马克思主义洗礼，实现了自我更新、自我超越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获得生命力并发挥积极作用。

　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、揭示真理、笃行真理的过程。一百多年来，中国共产党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标准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，既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，又注意吸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营养，深刻洞察和把握时代大势，有效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，不仅以实践效果证明了二者能够结合，也在实践中深化了二者的结合。

　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出，与其实践力量的充分彰显，以及中国文化对实践的格外推崇，都有内在关系。当今世界充满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博弈，能否克服或搁置成见，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处理问题，关乎人类共同命运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作者写作本书的意义在于，“无论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，还是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当代思想，都能够为我们解决这个关乎未来的问题贡献智慧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