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章与家风共灿烂 唐宋八大家如何传承家风

提到中国古代的文章大家，我们总会想起“唐宋八大家”。“唐宋八大家”声名远播，与中国的选本文化密不可分，八大家文采斐然，人格亦备受推重，能够“载道”之文，必出自仁义之士。回顾这些文章大家的炼成之路，固然与其天赋、努力密不可分，但良好的家风家训也至关重要。下面我们就到唐宋八大家的“书香门第”去看一看，感受、体悟他们的家风家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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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诗书勤乃有，不勤腹空虚”——教子勤读书，养成君子人格

　　韩愈与柳宗元出生时，安史之乱刚刚平息，盛唐已成历史，这对中唐时代的双子星，将并肩领导唐代古文运动。

　　韩愈是河南河阳人，自称“郡望昌黎”，从七世祖韩茂一直到他的父亲韩仲卿，世代为官且政声良好。李白还曾为韩仲卿撰《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》，去思碑是古代很常见的一种碑志，官员离任地方后，当地人思念其恩德，往往邀请当世文章大家撰写他的为官事迹与个人品德。对于韩仲卿的贤德，李白妙笔生花，“惠如春风，三月大化，奸吏束手，豪宗侧目”，让人不禁神往。

　　韩愈三岁时，父亲便去世了，他由兄长韩会抚养，韩会因过度操劳早逝，韩愈又由寡嫂辛苦照料，幼年时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，让韩愈变得性情刚毅、百折不挠。他将《去思颂碑》拓片挂在书房墙上，时时看、时时想。

　　韩愈不仅是一位文学家、政治家，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，他在《进学解》中说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；行成于思，毁于随。”对于家庭教育，他一贯重视，致力于将勤奋好学的家风传承给子孙。

　　韩愈反复告诫其子韩昶，要认真读书，不断充实自己，才能成为一个君子。韩愈曾写诗给韩昶：“人之能为人，由腹有诗书。诗书勤乃有，不勤腹空虚”，读书是立身之本，“学问藏之身，身在则有余”。同时，他教育儿子不能依靠父辈取得的成就，而要立足于自己的奋斗所得，所以他说“君子与小人，不系父母且”。

　　与韩愈同朝为官、相互勉励的柳宗元，出自赫赫有名的河东柳氏，祖上从魏晋直至隋唐贤才辈出，河东柳氏之所以能兴盛数百年，离不开其深厚的家学家风家教。柳宗元从小便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，“某始四岁……家无书，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，皆讽传之”，柳宗元四岁时，母亲卢氏就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。

　　父亲柳镇对柳宗元的影响也很大，柳镇当时以文章闻名于世，同时还是一位为人刚正的官员，在担任监察御史时，曾因秉公执法审理一地方官的遗产案而得罪权贵遭贬。柳宗元在多篇文章中强调柳氏对家风家教的重视，如“世德廉孝，飏于河浒，士之称家风者归焉”；“考绩皆最，吏人怀思，立石颂德”；“嗣家风之清白，绍遗训于儒素”，字里行间流露出柳宗元对本家家风的认可与自豪。

　　柳宗元用实际行动践行柳氏家风，他造福永州、柳州等地，恩泽久长，一生为官清正，死后家境艰难，以致无力治丧，最终由友人出资安葬。柳州百姓修建了柳侯祠纪念他，千年过去，那里满目苍翠、清风依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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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汝于官下宜守廉”——告诫晚辈居官当清廉，修身要严谨

　　在中国文化史上，如果说孔子与老子、杜甫与李白的相遇，如同太阳与月亮在天空中相会一样灿烂辉煌，那么儿时的欧阳修第一次在玩伴家中看到韩愈文章残篇时，则像小溪遇见高山，他萦绕许久，小溪变成了大江，浩浩荡荡向东流，终于成就了宋代散文的新气象。

　　小时候的欧阳修日子过得很苦，他四岁时父亲欧阳观病逝，母亲郑氏很是要强，尽自己所能教导欧阳修，因家中贫困，母亲便用荻管当笔，在沙地上教他写字，留下“画荻教子”的家教美谈。

　　郑氏还将欧阳修父亲的故事讲给他听，教育他要以父亲秉公勤勉为榜样。后来，欧阳修当官时因仗义执言被贬，怕连累母亲而跪地流泪，母亲宽慰他，说自己不怕吃苦，后来欧阳修又遭贬，母亲坦然表示，凡事求得问心无愧便可。欧阳修不负母亲期望，一生崇学重教、廉洁奉公。

　　欧阳修有意将优良家风传承下去，写下《诲学说》和《与十二侄》等多篇家书，微言大义，影响深远。在《诲学说》中，他写道：“人之性，因物则迁，不学，则舍君子而为小人，可不念哉？”强调学习修身的重要性，告诫晚辈要努力学习，磨砺品性，提升品德修养。他在《与十二侄》中说：“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，吾不阙此物，汝于官下宜守廉，何得买官下物。”欧阳修言辞坚决拒绝侄儿孝敬他的美意，谆谆教诲侄儿严格自律，注意瓜田李下，并以“吾在官所，除饮食物外，不曾买一物，汝可安此为戒也”之语，教导侄儿无论何时都要保持简朴作风。

　　“初谓独轩然，百鸟而一鹗。”这是欧阳修初见曾巩时的评价，欧阳修喜欢这个弟子，不独因他的文才，还因曾巩处事沉稳、不骄不躁。曾巩出生于官宦之家，祖父曾致尧曾任户部郎中，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，均以清正廉明闻名。

　　据《南丰县志》记载，曾致尧一次告假回乡看望母亲时，母亲置酒园中，亲戚们看到曾致尧穿着寒酸、仆马瘦弱，议论纷纷，母亲却说：“贫而见我，是我荣也。若黩货而归，贻吾忧矣。”还有一次，曾致尧面见宋太宗，太宗谈到国库充盈很是高兴，而那时却有地方正遭遇旱灾，曾致尧委婉说道：“未及江南一夜秋雨之为富也。”因此南丰曾氏有“秋雨名家”之称。

　　曾巩父亲曾易占曾任泰州如皋知县、信州玉山知县，任上惩恶扬善、救灾济民、轻徭薄赋，政绩颇多。后来曾易占被人诬陷，他失官不辱，从容著述。曾易占去世时，曾巩还未考中进士，家境衰落，他只能辍学回归故里，孝顺侍奉继母，用心抚育四个弟弟、九个妹妹，这样的日子，曾巩坚持了十年。

　　曾巩在困顿中“励其志、坚其守、广其学”，对弟弟们亦兄亦父亦师，悉心教导，严格督学，最终其家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曾巩曾作《学舍记》《南轩记》两文，自述“予之卑巷穷庐，冗衣砻饭，芑苋之羹，隐约而安者，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”；“世固有处廊庙之贵，抗万乘之富，吾不愿易也”，抒发自己安贫乐道、以忠养心之志，这也是对家训家规的恪守与传承。曾氏忠孝为本、修身立世的家风家教泽被后世，子孙在思古慕贤中名家辈出。

　　王安石年龄比曾巩小两岁，考中进士却比曾巩早了15年。王安石少年跟随父亲宦游各地，接触现实，开阔眼界。他的父亲王益做过主簿、判官、知县、知州、通判等多个地方官职，一生“蹭蹬不达”。王益在处理政务时，“一以恩信治之，尝历岁不笞一人”，居家教育晚辈时，“未尝怒笞子弟，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，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，甚适。”这种对道理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，以及对历史的深入剖析，对王安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也直接影响到他对晚辈的家庭教育。

　　《百川学海》记载，王安石要求儿子王雱求教于门客，必须是学问渊博、品行端正之士。有人说只是教儿童识字读书的启蒙老师，恐怕不必如此高要求吧？王安石却说：“先入者为之主。”他写下《伤仲永》，用生动的例子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学习对成才的重要性。王安石曾给外孙写过一首诗：“南山新长凤凰雏，眉目分明画不如。年小从他爱梨栗，长成须读五车书。”劝勉子孙重视读书，成为有学问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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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以此进道常若渴，以此求进常若惊”—— 一方砚台上凝聚着传家心得

　　“夜梦嬉游童子如，父师检责惊走书。”伴随着一阵阵海浪声，身处儋州、年过花甲的苏轼从睡梦中惊醒，他又梦到了儿时父亲检查自己功课的场景。苏轼醒后感慨，那种感觉真是如咬着钩的鱼儿一样紧张刺激，但正是如此，才培养了我爱好读书的习惯啊，这成为了我这一生中最执着最有意思的事。

　　苏轼的父亲苏洵在《名二子说》一文中写道：“轼乎，吾惧汝之不外饰也”；“是辙者，善处乎祸福之间也”。他讲述了苏轼和苏辙这两个名字的由来，并根据两个儿子的不同性格，分别表达了希望、担忧与提醒，作此文时，苏洵39岁，苏轼11岁，苏辙才8岁。这些有趣的故事反映了“三苏”的家庭生活日常细节。

　　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席，人们在赞叹其天才的文学才华时，往往忽视了他们刻苦读书的一面。苏轼祖父苏序为人慷慨、乐善好施，他曾道：“吾欲子孙读书，不愿富。”《三字经》中有“苏老泉，二十七。始发愤，读书籍”，说的就是苏洵用功读书、大器晚成的故事。苏洵特别注重子女的教育，并且教子有方。

　　相传苏轼、苏辙幼时贪玩不爱读书，苏洵便设法诱导，在二子玩耍时故意在他们看得见的地方看书，待二子看到他时又故意慌忙把书藏起来，激发他们的好奇心，逐步引导他们爱上读书。苏洵还经常带着二子走访名师高士，通过游学增长见识。

　　除了苏洵的言传身教，苏轼、苏辙的母亲程氏劝夫以进、教子以学、持家以俭，也为孩子树立了榜样。一次，程氏教苏轼读书，读到东汉忠烈之士范滂因直言得罪权贵，被迫流亡与母诀别的故事。苏轼便问母亲：“轼若为滂，太夫人亦许之否乎？”程氏十分欣慰并回答道：“汝能为滂，吾顾不能为滂母耶？”还有一次，苏家有人发现地陷露出一个瓮，可能藏着金银，但程氏却不为所动，命人将坑填好，告诉大家此为前人埋下，不属于苏家，谁也不准去挖取。这让人不由想起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写到的“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”。

　　苏轼对于自家家风下了一番功夫总结归纳，他不仅常讲父母的教子故事，而且还通过书信、诗文等形式教导晚辈。苏轼在长子苏迈走上仕途时，赠予其一方砚台，砚底刻有铭文：“以此进道常若渴，以此求进常若惊。以此治财常思予，以此书狱常思生”，期望儿子慎思、慎行、慎独。而苏辙在老年时将自家一间厢房取名“藏书室”，终日谢绝宾客，亲手编辑校对整理书籍，这是他心中的传家宝，他曾写诗道：“诗书教子真田宅，金玉传家定粪灰。”苏辙之孙苏籀曾撰苏辙语录一卷，取名《栾城遗言》“以示子孙”，也是苏氏一门家风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苏氏家风还在苏轼与苏辙两兄弟之间徐徐吹拂。在苏辙出使契丹之际，苏轼写下《送子由使契丹》谆谆嘱咐，关心之余鼓励苏辙要谦虚谨慎、不辱使命。苏轼极爱一孔泉水，欲得水喝，却怕随从偷喝泉水糊弄自己，为此颇感苦恼，苏辙不失时机提醒“多防出多欲，欲少防自简”，问问兄长有没有检视自己、约束欲望。兄弟情深，终身不渝，这种相互指引、相互升华、相互成就令人感动。家风如一轮明月，照耀着三苏站在了中华文化史的高峰上。

　　山高水长八大家，使他们终身受益的家风家训并不局限于各自庭院里，而是通过他们的事迹与文章世代传颂，一缕缕地沁润到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。